用刘少奇的话说，（国家主席）有点虚君共和的味道。
现有研究指出，先富群体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有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民主党派、担任基层村干部、政府给予有实力的企业家一定的职务或政治待遇、通过传媒反映意见、通过与政府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来反映问题等。[41] 在文革期间制定的七五宪法确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荣誉制度的评价产生了直接影响。
[38] 1954年宪法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质，作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中间时期，其确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和方式，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国家荣誉开始向经济领域倾斜。当然对于仪式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了荣誉的授予阶段，在荣誉的推选、评审、公示等环节都有严格的程序安排与浓重的仪式色彩，这个过程使得原本处于封闭状态的荣誉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才能达到荣誉制度所预设的政治目的。结论部分在概述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基础上，总结国家荣誉立法的取向与原则。（二）荣誉制度与社会规训 现代国家荣誉制度下被表彰的杰出人士，是基于个人贡献或是道德境界等标准而获得非世袭制(8)的荣誉，本文将其概称为英模（hero model），其既包括了个人崇拜中语境中的政治领袖，也涵盖了权力末端的先进个体——他们在荣誉制度内具备相同的实质，都是由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共同塑造的典范。在香港回归过程中的政制讨论中，也部分出于上述理由保留了太平绅士的称号，并废除了其余与香港特区与共和体制不符的荣誉称号，并考虑回归后建立一套适用于香港的荣誉名衔制度。
由此也应适时实现公民在荣誉制度中的主动地位，构建以公民权利为基点的公法上的荣誉请求权，使得荣誉制度和荣誉权利连接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放弃了该立法目标，在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提及将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作为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请参见，人民网前方报道组.阚珂谈今年立法重要任务：审议、新制定的法律比去年多[EB/OL]. (2015-01-09) [2015.04.05].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5npc/n/2015/0309/c394369-26662605.html. (5) 具体请参见，戴季陶.民国之怪物——勋位[N].民权报， 1912-12-18。[7]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保卫组织工作细则（试行）》第4条规定：保卫组织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1)宣传教育群众，提高警惕，增强法制观念，依靠群众做好四防工作。
解源源（1980—），陕西宝鸡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实战训练部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公安行政执法。[20]即使是在某些领域的公权力必须由国家垄断，此处指的也应该是归属主体的垄断和对责任的担当，而非包办一切，拒绝一切形式的私人参与。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党政府越来越多地把私有化政策应用到刑事政策领域，如鼓励和认可公民自发组织的维持治安和街道巡逻等。而随着实践的进展，当法律已经比较健全，现有范围的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比较规范时，就应当对原有的警察任务的开展方式进行思考和评价，及时地通过法律的修正来确认和扩大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范围，并根据社会发展情况而引入新的执行方式。
根据《香港辅助警队条例》的规定，香港的辅警在履行职务时可以行使几乎所有的警察权力。但是，公务员和辅警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难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作出有损公共利益的事。
[14]因此，警察和辅警在执法时都会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对此的做法应当是通过制度化的完善来防范权力滥用，并惩罚滥用权力者，而非绝对化的一刀切。（e）执行总监批准的安保活动。[13] 如根据2013年5月13日上网的《宁波市公安局协辅警招聘公告》，对便衣抓现岗的要求条件除了符合1. 拟招录协辅警均要求具有较高政治觉悟，遵纪守法，品行良好，爱岗敬业，吃苦耐劳，责任心强，无违法犯罪记录。另一类是单纯作用意义上的警察，这类私人主体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只是因为接受警察机关的委托而履行警察机关的法定职责，这时他们具有作用意义上的警察身份即辅助警察，在履行职责的时段之外则只是普通公民。
因此，本部分重点从国家垄断公权力理论、警务职业化和法律责任承担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从理论上探讨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正当性，并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9]这些都是根据执法实践的现实需要而在立法上做了适度的调整。宪委级人员可由行政长官委任、擢升、降级或革职。[11] 转引自Alison Wakefield着：《社会发展与警务变革——公共领域的社会化警务》，郭太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摘要：在我国，辅助警察虽然广泛参与着警察执法，但却面临着诸多的质疑，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厘清。四、余论 我国现有法律要求警察权由具有公务员身份的警察行使，但这绝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应对警察权力滥用的暂时性手段，随着法治的发展，必定会出现新的规范模式。
被逮捕者担保后释放或带到裁判官席前。当然，在行政协助中应处理两种关系，一种是辅警与警察机关的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公法勤务关系的编外人员。
[3]还有学者认为，辅警只有在发现犯罪时，协助警方扭送犯罪嫌疑人这一刑诉法上规定的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力，因此要限制辅警的执法权。被逮捕者交付主管警署的警务人员羁押。因此，在警力不足或应急性执法需要时，完全可以聘请私人并对之进行必要培训后，使之适合于执法任务，这种中允的做法同样也是对警务职业化背后所要求之专业化的有效回应。128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的《温彻斯特法令》创设了警务官，由百户区的居民集体推举出两名品行良好的居民作为警务官，负责带领居民和更夫维护本地区的治安秩序。为了充分发挥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优势和削减其存在的问题，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对警察与警察作用进行区分。美国警务初创于纽约城，1844年纽约州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建立纽约城全天候防范警察，但由于这时候的警察是由市长从市参议员和税务评估员提交的名单中选出新警察，并经市议会通过，因此，警察与政客的联系过于密切，从而被认为是政治的附属物。
如与公安机关签订合作协议，为警察提供信息协助、独立反应的拖车企业等。[4]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德国、法国等国都有较为成熟的私人监狱实践，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比利时、瑞典等国的私人监狱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了1829年，在英国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大都市警察法》，创建了伦敦大都市警察局，配备有专职的警察，至此，现代意义上的职业警察正式诞生。其实，这类主张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也是与现行法律规定基本吻合的。
[1]有学者认为，辅警规范的关键在于辅警不能执法，不能履行只有警察才能行使的公权力如拦截行人、盘问、搜查、扣押财物等，而只能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执行维护秩序、搬运设备等不涉及公权力的辅助性工作。实际上，国家垄断公权力仅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未垄断过全部公权力。
[7]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的政企不分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刀切的做法也是与现代社会公众参与和公共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不论是我国香港地区还是许多西方国家，辅警参与警察执法都已经常态化。也有理性的声音指出：如果对简单的、一般的违法行为都没有处置权的话，那么辅警的增设简直就是多余的。(一)对国家垄断公权力理论的分析及其批评 传统的国家垄断公权力理论认为，所有公权力都应该归属于国家所有，私人不得行使公权力。
[12][德]汉斯•J•沃尔夫等着：《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5页。因此，可以架构两种意义上的警察，一种是身份意义上的警察，这类人员不仅具有警察的公务员身份，又履行警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从而在其身份和作用上具有重合的效果。
[19]行政协助人的活动与第三人不存在外部法律关系，在法律上该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委托主体，即使是产生损害，第三人也不应当向行政协助人主张赔偿。警察任务的执行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执行，而不应过度地强调由谁来执行。
[4] 转引自王廷惠着：《美国监狱私有化研究——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12]我国大陆许多地方的辅警招录条件也在逐渐规范起来，从政治要求、学历、年龄、品行、工作条件等方面都有诸多要求，甚至在许多方面和正式民警的条件等同。
为了规范辅警的考核，香港成立了纪律委员会，由警务处长委任为辅警队参事的正规宪委级警务人员及2名宪委级人员组成。根据德国的行政工具理论，此处的私人性质上属于行政职务的延伸，是在行政机关的监督下纳入公共行政体系的一种行政工具。沃尔夫针对现代工业社会和福利社会背景的公务员制度批评道：职位的稳定性和实体法的执行得到了优先重视，而诸如忠诚、奉献精神、信任、为公共福祉服务、廉洁、服从命令、敬业等公务员制度价值虽然被法律明确规定，但事实上或者政策上并没有得到严肃的执行，就不足为奇了。1994年，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除了特殊情况外（如大学的派出所、铁路警察），企事业单位的保卫组织都进行了撤销或调整的改革。
这种看法无疑是对行政主体理论的误读。[6]通过对以上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与实践的分析可知,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垄断公权力缺乏充足的证成，在警察执法的高权领域也并未严格限制私人的参与。
[18][日]南博方着，杨建顺译：《行政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2.热爱公安工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能够适应弹性工作制的上班时间要求的基本条件外，还要求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文化、身高1.68米以上、身体健康，有治安联防与相关工作经历、退转军人、驾龄3年以上B证驾驶员、具备一定文字功底者，条件可适当放宽。
[11]特雷弗也认为，作为动词的police可以理解为广泛的社会控制活动，所以警务既可以由警察机构的警察承担，也可以由警察以外的人如家长、教师以及整个社会的人承担。警察与社区关系的过于密切，也导致了警察的腐败和对陌生人的歧视。
